本报讯（记者 张云帆）前中国男足国脚、现效力于中甲球队的开云入口荣昊在一档足球访谈节目中，针对国内职业联赛长期存在的欠薪问题发表犀利观点，他开云网页版直言，当前俱乐部处理欠薪的态度两极分化严重：部分球队仍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，而某些私人企业主控制的俱乐部则对球员权益“根本不在乎”，此番言论迅速引发足坛震荡，不仅登上社交媒体热搜，更让职业球员生存困境再度成为公众焦点。

访谈引爆舆论：荣昊的“双重经历”成缩影

在长达两小时的直播对谈中,荣昊以亲身经历剖析了欠薪问题的复杂性，他透露，自己职业生涯中曾遭遇多次欠薪，最近一次是2022年效力某南方俱乐部时被拖欠薪酬长达半年。“当时俱乐部给出的理由是股改推进困难，但管理层始终积极沟通，最终通过分期支付解决了大部分款项，”荣昊坦言，“这种虽然过程煎熬，但至少能看到诚意。”

然而话锋一转,他提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：“有些私人老板控制的球队，欠薪后直接失联，他们不在乎球员死活，也不在乎联赛处罚，甚至公开说‘随便去告’。”荣昊举例，某中甲俱乐部老板曾对讨薪球员放话：“你们尽管上诉，看足协能把我开云怎么样？”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，折射出当前监管体系的无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荣昊特别强调不应“一刀切”批判所有投资人：“像浙江、成都等俱乐部在股改后，即便资金紧张也在制定明确还款计划，真正伤害联赛的是那些把足球当广告牌，资金链断裂就甩手不管的投机者。”

欠薪生态调查：数据背后的残酷现实

根据中国足协2024年最新披露的数据,过去三个赛季累计收到球员欠薪投诉达137起，仅2023-2024赛季就有11家职业俱乐部因欠薪被扣除联赛积分，更触目惊心的是，某第三方机构调研显示，超过60%的现役球员遭遇过不同程度欠薪，其中中甲、中乙联赛情况尤为严峻。

“欠薪早已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系统性风险。”体育法学专家王振华教授指出，“当俱乐部股权结构不稳定、营收能力持续萎缩时，球员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。”他特别提到，私人企业主导的俱乐部抗风险能力最差：“这些投资人往往本身经营遇困，足球俱乐部只是其转移注意力的工具，一旦主业受损，球队立即沦为弃子。”

某中超俱乐部青训教练向本报透露,欠薪已引发恶性循环：“年轻球员看到前辈们拿着白条训练，谁还愿意踢职业足球？我们U19梯队去年有3个苗子直接去考大学了。”而一位不愿具名的球员经纪人说得更直白：“现在帮球员签合同，首要条款不是年薪数额，而是违约金的支付保障。”

监管困局：足协罚单为何治标不治本

尽管中国足协近年来持续加大处罚力度——从最初警告、罚款到如今直接扣分甚至取消注册资格，但欠薪顽疾依然难以根治，2024年4月，足协曾对某中乙俱乐部开出“禁止引援+扣除6分”的重罚，该俱乐部却在一周后宣布解散，球员数百万欠薪彻底沦为坏账。

“处罚俱乐部本质上是在惩罚球员。”体育产业观察者李桐分析，“当俱乐部被罚到降级或解散，球员不仅拿不到欠薪，连工作都丢了，这种追责机制完全本末倒置。”他建议应学习欧洲联赛的“连带责任”制度：“直接追究投资人个人责任，限制其高消费、冻结关联企业资产，才能形成威慑。”

法律层面也存在明显漏洞,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体育法律事务部主任马栋指出：“根据现行《体育法》，球员劳动仲裁需经过足协前置程序，而仲裁结果执行又依赖俱乐部自愿，若对方拒不履行，球员要走完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两年——到时候俱乐部可能早已不存在。”

破局之路：联盟自治与信用体系的构建

面对困局,部分足球人士正在探索新路径，2024年底，中超公司牵头组建的“职业足球联盟”筹备组已提出建立“球员权益保障基金”的方案，拟从联赛转播费分成中提取5%作为风险准备金，多位俱乐部管理者联合倡议建立投资人信用档案，对曾有恶意欠薪记录者实施行业禁入。

“根本出路在于让俱乐部实现健康经营。”足球报资深评论员周文剑认为，“除了股改，更要开拓本地化营收，比如日本J联赛俱乐部平均45%收入来自社区赞助和周边商品，而我们多数球队这部分收入不足10%。”他建议强制俱乐部公开财务数据：“让阳光照进黑箱，才能杜绝‘空手套白狼’的投机行为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,球员自我保护意识也在觉醒，去年成立的“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”已帮助23名球员通过集体谈判追回欠薪380余万元，其发起人前国脚徐亮表示：“我们正在建立律师团，未来将对恶意欠薪行为提起集体诉讼。”